[8]参见《早わかり食品衛生法（食品衛生法逐条解説）》，日本食品衛生協会2007年新订第2版，第240页。

追求宪政这一主题，跌跌撞撞，曲折前行，跨入了二十一世纪，竟又成为新世纪的最为重要且最为迫在眉睫的主题。个人的利益必须与宪法的权利地位相联系起来。

如果假定权势和财富给予某人拥有真理甚至见解的特权，那么充分讨论、有效交流就将变得十分困难，成效也十分有限了。人民对一个政府的信任和服从，通常是同它的管理的优劣成正比的。凭借这种文化遗产，人们能够进行美国革命、设计州宪法、组织大陆会议、制定《邦联条例》及《美国联邦宪法》。关于不允许权力过份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大会以后，如果现行制度仍无更大权力，仍然优柔寡断软弱无力，不能保守机密行动迅速，缺乏健全的行政管理特色（无论是无人参加此次会议，还是由于与会者有地方观点）。

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将都是乌合之众。随着会议规模的扩大， 领袖人物的主导性越来越强， 而个体与会者在审议方面的影响力则逐渐减少， 最后， 民主安排就有被寡头控制所取代的危险。唯有如此，才不仅能够确立战略（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终极目标），更能与时俱进、审时度势，巧妙灵活地确立、运用战术（不同历史阶段内的具体方法）。

当人们只观察事件而不洞悉背后的思想时，历史就表现为一系列杂乱无章的经验事件。自此以后，无论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都抛弃了西方的经典宪法模式，探讨中国自己的道路。从当今世界的情况看，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说来其民主政治大多欣欣向荣，贫穷落后的国家则往往无民主政治可言。其次，审慎反对一蹴而就，要求循序渐进。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在社会多元化与权利（力）分立化的情况下，妥协主要指主体之间的妥协。如牛顿第一定律假设的无摩擦力的理想状态。

因此，逻辑上以民族独立为核心的军政、以政权建设为核心的训政、以民生与民权建设为核心的宪政三个阶段，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是空间上的相互渗透关系。据此可见，民族国家的强大与繁荣直接关涉民主政治的实践。因此，在内容上，可以把政治智慧界定为学者在正视现实基础上通过高超的表达技艺，实现理论与政治之间审慎妥协的活动。另外，有学者总想一蹴而就地实现民主，政治家则倾向于循序渐进地推进。

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说是宪法发展的普遍规律。洞悉历史逻辑，揭示宪政规律。其次，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智慧，是长期实践的结果。{3}由此可见，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原初都寄生于政治哲学中。

注释:[1]人们只有借助部分才可理解整体，但何为部分，唯在对整体具有一种‘前理解时，方能知晓。围绕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

作为整体，宪法学本身就是哲学。(2)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元文化，始终强调世界的一元性，以及基于一元性所构建的和谐社会。

但一旦做了延伸与选择，就应该懂得如何关照政治，否则会适得其反，甚至会破坏、颠覆政治社会。相反，它是为了更有的放矢、更富建设性、更具可行性的批判。他的任务既不是抨击，也不是护卫宪法，而仅仅是解释宪法的规则。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仅仅将中国特色作为政治口号。第一个软肋（对归纳原理的怀疑）是哲学以外的社会科学所不能解决的。而且，我国在公民权保障方面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是在人民逐步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实现和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进而逐步扩大公民政治自由权的范围，不断提高人民享受人权的水平。

必须明确的是，本文所说的学者、哲人是指一个阶层或共同体。然而，基于对民权、民生、民族三者关系的不同理解，国共两党对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21}后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将民主作为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与国家政治形态。而宪法思维则将民主与法治的精髓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共同为保障人权服务：宪法思维是民主的思维，它通过制度安排彰显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笔者认为，从历史经验看，民主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其发展程度取决于民族建设（强大、统一、有序的国家）与民生建设（核心是经济问题），若没有这两个基础，民主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所有其他制度（包括人大制度）都是在这一决断基础上做出的。

因此，归纳推理往往不严密，属于或然推论{5}79。由于只有哲学，没有分门别类的科学，因而古代世界只有哲人，没有分门别类的学者。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属于统一型文化。因此，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手段虽有不同，但在目标上却是相似的，都是西方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与践行者。

这样，与西方宪法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公民权是人权的法律表现形式，而人权是一国公民尊严和地位的体现，人权保障是一国民主与法治状况的反映。

基于此，笔者将中国宪法学家的政治担当概括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至今日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国际、国内环境已基本形成。

因此，解读宪法，运用宪法思维执政，不可忽略历史的延续性、传统的深刻性和文化的传承性。现行宪法体制（民主集中制）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逻辑的耦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简单性与有限性，而人的政治生活具有复杂性与无限性，因而当我们观察现实时，视角可能单一，理解在多数情况下则可能片面，故任何对现实的改造都必须审慎。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使人免于匮乏与饥饿，从而将人从自然、集体中解脱出来，并为自由奠定坚实基础。然而，由于科学总有一种普适化倾向（这种倾向是正当的），因而宪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形成共识。[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双重功能为：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中国宪法学家首先应该解读宪法的政治基础，阐释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而不是抨击甚至否定根本政治制度。在这一意义上，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就是试图抑制国家权力的恶，发扬国家权力的善，使其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2.）[2]实际上，自然科学的许多理论也是如此。

这一描述、阐释如能统摄所有宪法类型，则说明其理论是合理的、科学的、逼真的。(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1.[14]转引自：刘军宁．为什么审慎是政治的首要美德[J]．商务周刊，2010,(6)[15]如果人们与那种国家和城邦公民或者与他们相似的人（的意见和生活方式）沆瀣一气，它的生命就不再是人类的生命了.而且如果他指望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决裂，与他们相隔离，并力图获得完满性，那么他就会过得步履维艰。